（九洲街道）近两年来，有关男女性别话题上热搜惹人关注，从网红papi酱因女儿随父姓被骂婚驴到女学生因学伴事件被骂easygirl，一些网民借热点话题挑起事，造成网络上部分男女群体出现了极端性别分化甚至呈现对立之势，随之而来到来年轻人生小孩的意愿越来越低，对社区生育率持续低迷无疑是雪上加霜。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过于宽松的舆论环境。不同的互联网平台构成了一个个所谓的多元大讨论下更加细分的拟态环境，为互联网“性别对立”境况的形成提供了绝佳的培养皿。持相同意见者抱团社交，在群体性认同中构建自我认同，在对其他群体的误解与批判中确证自我价值，这是拟态环境理论在今天的验证。倾向于表现女权主义的激进面、不理性之处，并对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进行戏谑性甚至侮辱性解读；在豆瓣和微博上则多为传播女性遭受迫害的信息，表达女性处境的艰难、发声困境，以及对男性群体的谴责、恶感，不排除一些夸大乃至煽动性的言论。二是受众自助选择问题。受众会自主选择符合自己偏好的平台，反过来不断强化平台自身的气质和立场。在不同平台构建起的拟态环境中，尤其是在媒介种类丰富、平台趋近饱和的当下，受众会自主选择与自身偏好、观念相符合的平台进行互动。依据自身偏好选择平台，又长期在与自己持相同观念的平台上接受讯息，不断强化自身所持有的观念，而这种循环往复的观念双向加深又进一步巩固了平台自身的立场。久而久之，每个平台虽然都是开放的，但其信息生态却有着自身独特且排外的运行逻辑，自们更喜欢与观点一致者建立联系。在该过程中，叙事创造信念，信念与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日益脱节。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同的平台媒介似乎都形成了自己的“信息茧房”，加剧了“群体极化”。三是媒介夸大渲染。首先，在不同的平台上，由于平台立场、倾向的不同，再加上新媒体环境中信源真伪难以辨别加上受众群体自身带有的倾向性，使得观念分裂难以避免；其次，由于互联网发言存在匿名性，匿名环境带来的隐蔽性会放大人的戾气，极端性与非理性“博出位”，吸引更多的关注，部分内容发布者出于利益考量故意发表情绪化的极端言论，以此引发更大的争议与讨论，从而得到更多流量并从中获利。因此，“群体极化”问题与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媒介运行机制及该机制所影响的受众心理密切相关。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激烈的“性别对立”会对具体个人的权益造成侵害，这是任何一场“群体极化”事件中都存在的恶性情况。在“杨笠事件”及“丁真事件”中，杨笠和丁真似乎变成了两个靶子，人们围绕他们肆意诋毁、攻讦，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也是真实的个人而不是可以被随意用来扯大旗的“网络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庞大的群体对立事件中，被当作攻击对象的个人被剥夺了互联网“人格权”，降格为代表某种现象或理念的“符号”，无论出于何种立场，以他们为名发起捍卫己方利益的行动而罔顾一个真实的人能否承受这样庞大的公众情绪都是对他们权利的侵害。而在群体对抗中存在的互相辱骂、“人肉”信息，乃至对具体个人的网络暴力，都可能给参与讨论的个体带来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其次，极端“性别对立”事件会进一步加剧性别敌对和分裂，不利于维护和谐清朗的互联网环境与协调平衡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互联网匿名环境中不同群体的对立存在大量的粗暴辱骂与人身攻击，平台难以监管，互联网言论环境不堪入目；另一方面，拟态环境中的争辩愈发影响到现实世界，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网络言论往往会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线上针对性别议题的极端对立可能会严重影响线下的正常交往。对于早已习惯通过互联网构建自我认知的“网生一代”来说，在拟态环境中被煽动的情绪延伸至线下，从而危害正常社会生活，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最后，互联网拟态环境中的“性别对立”事件是众多群体对立事件的一部分，是互联网“群体极化”的一个缩影，其事态不断升级只会导致舆论环境的进一步紧缩，公共讨论空间的愈加封闭，理性声音的持续消沉。观念的不同被上升为更本质的问题，以此从根本上对一个人进行肯定或否定，粗暴地划分“正确”标准，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看待一切，这消解了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