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交往中，法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法），已于7月1日起施行。作为首部阐述我国对外大政方针原则立场、对我国发展对外关系作出总体规定的基础性涉外法律，对外关系法的制定实施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的具体举措，构筑起了支撑对外关系法律体系的“制度性支柱”，为我国的对外关系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法治化水平普遍提高以及国际法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对外关系领域的法治化问题。在我国，之所以制定一部专门的对外关系法，一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宪法确立的对外关系原则和制度。对外关系法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等内容，是对我国宪法明确的相关原则和政策的重申，为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旨在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外关系法明确表示我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将“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履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责任”“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三是为了使反制霸权有法可依。对外关系法在强调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系统规定了条约的缔结与适用制度、反制和限制措施制度、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执行制度、豁免制度、海外利益保护制度等，为我国应对他国干涉、制裁、打压、遏制、渗透、破坏、滥用“长臂管辖”等行径提供了更为完整的法律“工具箱”。徒法不足以自行。对外关系法作为我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其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领域、多层次的机制共同配合推进。对此，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加快研究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和文件，完善对外关系法律体系。在对外关系领域，我国一向强调统筹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深入推进涉外体制机制建设，统筹协调党、人大、政府、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加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与此相适应，我国对外关系立法也突出体现这一特点。在对外关系法实施过程中，关注相关配套法律和文件的制定是完善对外关系法律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的重要保障。对外关系法在我国对外关系法治领域的地位，决定了其解决的是对外关系领域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因此该法中存在大量授权性规定或原则性规定，还需由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涉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如对外关系法规定，“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必要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建立相应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这些规定是为了弥补法律不能及时跟进对外关系法治实践需求的不足，同时为了将法律进一步细化和补充，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相关部门应当用足用好授权立法，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制定高质量的配套法规制度。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探索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关系法治实践。对外关系法规定，国家深化拓展对外执法合作工作机制，完善司法协助体制机制，推进执法、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对外执法司法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关系法的实施水平。一方面，我国在国际执法合作方面仍有拓宽空间。在提升对外执法力度上，要制定执法实施细则，统一裁量标准，细化工作流程，确保执法的公平正义；对于可能引起执法冲突的法律条款，要根据现实情况和工作需要，与对方国进行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