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思想工作】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经验表明，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国家治理有效工具，是组织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具有提供政治合法性、社会整合与动员、社会管理与控制等功能，因此能起到“稳定剂”“缓冲剂”的作用，具有突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宝贵经验之一，便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牢牢的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其中，最为值得借鉴的时期便是处于日本帝国主义论、国民党法西斯主义论以及中间力量幻想主张三面夹击下的延安时期。总结和借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复杂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的斗争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后疫情时代，建构稳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通过话语内在的观念、价值和理念等要素而产生的影响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主题和具有隐蔽性、渗透性的话语构建和传播策略，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融入日常宣传工作，通过增强话语的影响力来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不仅对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能为当下中国共产党在纷繁复杂依旧的意识形态领域建设话语权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挑战主要集中体现为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主义、中间力量“第三条道路”等话语的威胁。1.1日本的帝国主义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除了在军事、经济上对华发动进攻和掠夺外，更企图从意识形态领域极力寻找为其辩护的“正当理由”。在策略上，日本力求从传统文化和社会特征等方面来证实中国发展具有“停滞性”，并诡称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创造“东亚新文化”、打破“中国社会之‘亚细亚停滞性”的“正义之战”。日本的侵华战争能够给“支那社会带去光明”，并聲称日本铁蹄下的子弹与刺刀是要带给中国与“前进、自立”的日本相结合的机会。为了诡证侵华战争具有所谓的“合理性”，提出是为赶走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为亚细亚繁荣而悉心考量的“圣战”，是帮助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国人民进行“解放”的战争。比如，1941年高桥勇在为其书作《亚细亚侵略史》的序章《日本人为何而战》中写道：“大日本是神国……支那事变，不是支那的领土被侵略，也不是支那被屈服，而是以神国的灵光，惩戒犯了错的支那人……由此将支那从可怕的殖民地的阴霾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不叫圣战，什么叫圣战呢”。此外，日本还假借“巩固东洋政治哲学”“促进抗日中国之反省”之名，攻击马克思主义，称由于西洋唯物史观的理论传入东洋，这便使东洋以“德治主义”为传统的哲学受到了影响，因而“丧失了东方固有的精神”。如此一来，按照日本的强盗逻辑，为了促使“中国之反省”，对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自然应当得到“克服”与“清算”。1.2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论国民党为推行其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独裁政治，便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意识形态话语。例如，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话中，蒋介石试图通过歪曲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党治国”“以党建国”来宣传一党专政的思想。他所奉行的“一个主义”的主张，用意就在于企图用他所歪曲之后再加以阐释出的伪三民主义与其附着的意识形态话语，来消解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意识形态宣传上，他们声称，既然中国共产党也认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那么就没有必须继续信仰马克思主义，既然三民主义符合中国社会的一切需求，那么社会主义便没有存在的必要，进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国民党的《扫荡报》等报刊不断叫宣，国民党作为中山先生一手创办的政党，是中国所有党派中的“娇子”，其它党派则没有必要存在。除此之外，国民党还不断运作宣传机器，制造反共舆论，污蔑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当时除去新华社以外的宣传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