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会议上记得多年前有一次采访熊老，那天他闲话往事，说得眉飞色舞时，顺势领着我从北边的书房溜达到南边的一间屋子。屋子不大，西墙的正中摆放着一张不起眼的旧书桌。他拉开左右两个抽屉，指着整整齐齐码满的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本子，带着颇为自得的语气说：这些都是我记录的笔记本，几十年了。当时我就想，那里面得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啊！至今我仍能捕捉到自己在那一刻的神往之情。尽管熊老在2005年去世前留下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我的情报與外交生涯》一书，但那些泛旧的笔记本和材料袋（它们后来被集中收放到一个大皮箱里，经历了家中一场不小的火灾，竟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还存留着熊老亲身经历而又未来得及充分挖掘的许多历史瞬间。2022年1月8日，我来到熟悉的木樨地24号楼，在熊蕾大姐的帮助下，开始对熊老的一本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工作记录进行“攻关”。需要说明的是，这本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并非当时熊老的日记，而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手头所存资料的整理和记录。因为笔记本的年代距日内瓦会议召开的1954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这从封皮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字样，以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极其重要的讲话”的彩照插页，可以印证出来。熊老的字迹极难辨认。我曾问过他，为何要把字写得这么细小而紧凑？熊老说那是当年做地下情报工作养成的习惯，总想在一张小纸片上记下最多的东西。我和熊蕾大姐戴着花镜，各持一个放大镜，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前瞻后顾，左猜右想，仔细辨认，大半天过去了，才将记录本的前几页大致整理清楚。那些看似模糊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慢慢地变得清晰和跳动起来，前后之间开始发生勾连。当一段久远的过去逐渐呈现出比人们预想的更为丰富的模样时，这是历史对研究者的丰♘馈赠。这天下午，我为将来一段时间的工作定下一个题目：在日内瓦会议上—熊向晖工作记录解读。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外交史叙述中，人们的笔端总会触及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在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的这场重要国际会议上，围绕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展开积极的活动和斗争，进行卓越的外交斡旋，打开了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召开日内瓦会议，是1954年一二月间苏、美、法、英四国外长柏林会议达成的协议。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大力推动下，西方国家终于同意就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这两个亚洲热点问题在日内瓦进行谈判，苏、美、英、法、中及有关国家代表参加，时间定于1954年4月26日。当时，中、英两国正在进行建交谈判。美国和法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同它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是在外交和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孤立和封锁。尽管柏林会议公报中提出“无论是要求邀请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以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但能够达成在日内瓦进行谈判的协议，这对国际形势的缓和无疑是有利的。2月18日柏林会议结束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2月26日向中方转交苏联政府关于柏林会议总结的公报，这一举动“可作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邀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政府随即作出积极反应。周恩来2月27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谈到日内瓦会议时，认为“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会议的。它可以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3月3日，中国政府正式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决定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而实际上从2月底开始，紧张繁重的筹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1.代表团代表的人选安排在熊老的笔记本中，第一部分记录的是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国内名单。这份名单非常详细，共有185人。其中：首席代表周恩来外交部长代表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驻苏大使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秘书长王炳南办公厅主任顾问雷任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师哲中央编译局长乔冠华政策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