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着眼全球治理难题、增进人类整体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描绘了国际秩序的美好图景，标识了大国外交的未来方向，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打开了两制并存的历史空间，匡正了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叙事主题，同时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普遍交往理论的叙事主题，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新的形态、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一、全球治理思维的范式转换全球治理困境是21世纪人类遭遇的世界性场景。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超越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西方-非西方”的前提预设，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为优化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治理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从同质思维向多元思维、线性思维向复杂思维、主客二分思维向主体间性思维的历史性转换。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冲破了洲际的边界，开拓了世界市场，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社会生产总过程在全球组织，形成全球共同市场和世界普遍交往，并产生与之配套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因此，全球化可以分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与“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两个层面，即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全球治理体系）”。二者相互匹配，世界才能有序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适应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服务于西方大资本的全球增殖战略。进入21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终结，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开启，世界市场主体走向多元化，重构全球化秩序、共享全球化利益成为各民族国家的普遍期待。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不再适应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化陷入“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背反的总体性危机。改革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全球化20时代的必然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历史性转换。第一，从同质思维转向多元思维。传统的共同体大都属于“同质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要么以共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为选择标准，要么以共同的经济、政治、军事目的为依归，“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比如，北约、华约、欧盟、G7都是“同质”国家间的合作。奥巴马在为北约的合法性辩护时指出，北约是北大西洋两岸的价值观共同体。这种“同质性”思维是冷战的思维基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根源，是诸多国际纷争的罪魁祸首，是少数大国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重要武器。今天，面对全球性问题，同质性共同体无法单独应对跨区域、跨文化的复杂情况，国际社会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方能解决全球治理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单一种族或文化同质性的实体，也不是某种价值观共同体。它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价值观外交，不针对特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包容性”是其基本特征。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全新概念的共同体，它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时间、空间或身份的想法之上”；在这里，没有“文化例外”，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教排除，没有党同伐异，没有团团伙伙，没有意识形态隔阂。可见，这与北约、华约等同质共同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搞团伙，不是不要团结，而是不要异化了的团结，不要那种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以普遍性对抗特殊性的“机械团结”；我们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团结，一种建立在尊重差异和个性基础上的团结，涂尔干称之为“有机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多元主体代替同质性主体，以全球治理代替西方治理，以共同治理代替大国治理，实现了治理思维的重大转变。第二，从线性思维转向复杂思维。现行国际体系给我们呈现的是清晰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