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公文的五个判断标准——关于公文写作的若干心得平心而论，公文写作的门槛并不算高。因其应用范围之广，任何一个组织或公司的员工，或多或少都会有过拟制公文或类似文体的经历。但要真正写好公文却并不容易。在我国，自古就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有人溯源“文章”词义，原指锦绣或乐章，本身即形象表达了古人对文章之美的推崇。怎样的公文算是一篇好公文，见仁见智。也有不少人总结出许多公文技巧甚至模板句式，或词藻堆砌以显示其“华丽”、或云山雾罩以显示其“专业”、或无中生有以显示其“功力”，都不是正确的思路和方法。作为中国公文写作的“鼻祖”，我党在建党以来即特别重视公文写作问题，也针对不同时期存在的公文写作问题提出过纠偏意见，如，早在1958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工作方法六十条》），2010年，习近平同志针对公文“长空、假”的问题提出应倡导“短、实、新”（《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就此，从公文作为公务语言的本质出发，结合个人实践，尝试提出五个相对较为通适的判断标准，即：准确、清晰、干净、文采、规范。（一）准确：公文是攒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在一切公务沟通活动中，准确是第一位的要求，更是一篇好公文的基础。基于每个人知识结构、经历阅历、理解能力上的不同，任何形式的沟通都会存在信息损耗。因此，公文的准确性看似简单，却需引起高度的重视。笔者曾参加过一个经典的团队素拓活动：传递数字，要求不借助语言，仅凭肢体方面的接触传递一个两位数。在数字特性（两位数）、传递规则清晰的前提下，出现多组队员传递错误，甚至有一组传至最后成为个位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信息传递存在多个环节时，各中间环节就尤为关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时候仅是一个字、一个词的差别，传递到最后即有可能变成截然相反的两个事件、两个效果。如，在签订合约时，“定金”与“订金”就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其法律效果完全不同。在人事管理上，“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赋予用人单位和员工双方的权利和责任也完全不一样。至于用语不严谨导致主体、范围、动作等方面的误差，以至于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要把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损耗降至最低，最有效的原则就是言必有出、言必有据。归根结底，公文是“攒”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其本质并不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而是将有关信息以最为简洁、明了的方式组合起来，传递出去的过程。因此，当拿到一篇公文时，首先要对其出处和依据加以考证，准备拟制一篇公文时，也首先要落实其出处和依据，确保用语准确。公文的出处和依据，根据公文的类别不同，可能会有很多种源头。如，一篇通知，作为要求下级做出某种执行动作的文种，首先要搞清楚上级或领导的准确意图，其出处和依据则有可能是已有的上级文件、官方消息，或者是领导讲话或批示内容。一篇请示或报告，作为向上级汇报情况或提请决策的文种，则首先要搞清楚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其出处和依据有可能是调研收集来的会议、访谈记录，或者是下级呈报的有关情况说明等。（二）清晰：一切文章必有观点，一切观点必须明确一切公务沟通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公务效果，因此，在准确的基础上，能否把事情说明白，做到表达清晰，就成为一篇好公文的关键。通俗来讲，任何公文都承载着特定的“目的“或“观点”。一篇通知，到底想要下级做些什么；一篇请示，到底想要上级决策什么；一篇报告，到底想要上级知道什么……其中的“目的”或“观点”都务必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使对方收悉。否则，要么沦为“散文”，把目的或观点隐藏在文字里，云山雾罩、不知所云，考验受众的耐心；要么沦为“抄袭”，只知照搬出处或依据的内容而没有自己的目的、观点，为了写公文而写公文，制造出一篇全无用处的官样文章。因此，甚至可以稍微武断一些地评判：一篇令人读不懂、或者无法第一时间读懂的公文，都不是好公文。公文要做到清晰，首先提倡在论证上做到开宗明义、首尾呼应。就公文全篇，一般分为帽段、正文、尾段三个部分，在帽段即宜开宗明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