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化时代，数字经济、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了诸多新的经济模式和就业形态。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并且强调“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这些论述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契合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要求，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保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特点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结果，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我国保就业、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途径，发挥着显著的就业“蓄水池”作用，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动力和潜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也已成为我国当前以及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劳动关系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起点，也是劳动法的基本调整对象。传统的劳动关系通常是以工厂生产作为中心确定的。在传统的劳动关系当中，劳动者对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从属性和人身附属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比较固定，工作量和工作任务也是事先确定和被有计划地分配。劳动者以工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必须严格遵守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指令。然而，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是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的生产力手段带动下所产生的一种新型劳动关系。从其性质上说，新就业形态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带动的生产关系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反映，是依托互联网平台产生的一种共享经济、零工经济条件下的就业形态。与传统就业形态相比，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方式互联网化、工作内容多样化、工作时间弹性化、工作安排弱组织化等特征。当前，我国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要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为代表的就业群体。在新就业形态之下，劳动者的工作自由度、自主性空前提高。劳动者自主接单、收入灵活，但也存在工作时间碎片化、收入不确定、流动性强等特点。相对而言，企业对劳动者的管理松散，劳动者对企业的依附性较弱。许多劳动者与企业间并无劳动合同，在劳动关系上也带有明显的“去契约化”和“去雇主化”特点。显然，新就业形态打破了旧有劳动法律秩序下的传统劳动关系模式和管理规范，对现有劳动法律体系、政府部门执法形式、就业服务管理、社会保障政策等都形成巨大的冲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实践难题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门槛低、灵活性强等特点，不仅在保就业、稳就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方便群众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也暴露出许多制度短板和治理乱象，反映出当前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还有大量空白，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难以比照传统劳动法律体系予以规范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难以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高效的保护。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难。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权。然而，新就业形态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很难根据既有法律进行认定。通常而言，企业与劳动者往往不签订劳动合同或以民事合同约定权利义务，以便规避和逃脱传统劳动法律监管的范围。政府部门的监管难。现实当中，企业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术的巧妙包装，违法用工、损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更加隐蔽。传统的部门执法、多头执法形式以及现场检查等行政监管手段难以实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有效保障。此外，数字平台企业往往整合多种业务、涉及多个部门的监管职权。按照传统的政府归口管理方式，也很难将其划入哪一个具体的政府监管门类。互联网经济的跨界性、综合性和整体性都对当前政府部门执法和行业执法提出巨大挑战劳动纠纷和争议处置难。近年来，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纠纷和争议的内容也极其复杂。不同行业或者同一行业不同企业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