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一家亲”的真情写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一张1979年1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并提出“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的政策主张，后被概括为两岸“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在这件展品旁边，还陈列着一件印有“想家”二字的外套，这是1988年1月，台湾返乡探亲团成员游览长城时穿过的衣服，这也是“两岸一家亲”的真实写照。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贸活动和人员交往也由来已久，然而到了1949年，由于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两岸音讯不通、往来中断。为结束这种局面，我们团结台湾同胞，推动两岸关系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对台政策是“武力解放”，这一号召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和拥护。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特点，积极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1955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用谈判来解决问题……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1956年后，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我们党不断向台湾当局发出和谈信息，积极倡导“和为贵”“爱国一家”“来去自由”等方针政策。进入60年代，党从现实出发，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原则。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此为“一纲”。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此为“四目”。这一构想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7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正式建交，为发展两岸关系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7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指出，中国“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强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不久，交通部、邮电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方案以及管理办法，为两岸“三通”做好充分准备。比如开办经第三地对台湾的电报业务、开放对台湾的长途电话业务、受理寄往台湾的信函业务等等。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党和政府积极缓和两岸军事对峙紧张局面、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真诚态度和愿望，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烈拥护。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台湾当局却对大陆的主张持谨慎、迟疑、观望态度。蒋经国在1979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内会议上提出对大陆“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在此框架内，两岸无法进行任何接触或交流。毫无疑问，这是不合情理和违背人心的做法。随着台湾岛内越来越多民众对“三不”政策的抵触和不满，而主张缓和两岸关系、开放探亲、实现“三通”呼声的日益高涨，特别是不少台湾民众以不经当局许可的方式回到祖国大陆的事实，促使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之前的僵化政策。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决定有限制地开放探亲。自此，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此后，两岸在人员往来、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迅速展开，推动了两岸“三通”进程。到80年代末，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