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文章】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位及其衔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的建设任务，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对此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努力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党内法规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把握二者的关系，促进二者良好衔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顺畅运行的重要一环，是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立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时空场景，应当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位，以及衔接的原则、衔接的路径三个方面展开，塑造两套规范体系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合力。一、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位其一，对立论与混同论。实践中关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存在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对立论”，认为法治仅是法律之治，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唯一抓手是法律，并不需要党内法规在其中发挥作用，党规与国法在治理中并存运行，反而会对法律的“唯一性”及权威性产生消极的弱化影响；二是“混同论”，认为既然国家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党内法规所体现的就是党的意志，那么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别，不需区分彼此，在调整国家和社会事务、党组织和党员事项时可以混用两种制度。〔1〕这两种观点模糊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边界。一方面，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具有同质性、同构性，在根本目标、本质属性、价值取向、外在形式、逻辑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二者在制度理念、规定内容、制定程序、效力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性。〔2〕“对立论”和“混同论”，以及“混同论”的变种形式，即将党内法规视为国家法律的一个“部门法”，〔3〕都有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从不同方向扭曲了二者的正常关系，割裂了它们双轮驱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互动关系。其二，软法（社会法）与硬法（国家法）区分论。软法区别于硬法的重要特征是其实施总体上“不直接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4〕依据该区别标准，国家法律是硬法，党内法规是软法，因为后者的实施以党的纪律为保障，而不依赖国家暴力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予以强力保证。党内法规的基本性质是软法，或者是相对于国家法的社会法，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中依据宪法法律直接行使了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意识形态等国家公权力，其制定的党内法规含有一定的硬法因素，某些党内法规在实施中也借助了国家强制力，因而与其他社会组织、其他参政党、西方国家执政党制定的软法并不完全等同。〔5〕即有些党内法规存在“比较硬”的软法。也有学者从“谱系理论”出发，认为软法是正式法律规则制定的先驱和基础，也是法律规则适用时的必要补充，二者存在密切关联性或特殊关系，因而作为软法的党内法规具有法的地位。〔6〕其三，愿望道德与义务道德区分论。道德性是所有法律的共同属性，有学者借助美国法学家富勒的法律道德性理论主张国家法律是为维系社会基本秩序而对公民提出的最低限度要求，属于“义务道德”；党内法规对共产党员提出高于普通公民标准的道德期望与要求，属于“愿望道德”，这一类道德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7〕由于有纪律要求的党内法规对党员干部而言，具有义务性，这些党内法规则是义务性的“愿望道德”。引入软法理论和法律道德性分层理论审视党内法规，将之纳入到现代“法”的范畴，有利于证成党内法规“法”的属性，为在“法”的语境下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提供学理视角。但是，将党内法规基本性质定为软法，“既不全面也未能抓住重点”，因为党内法规的价值理念以及硬、刚、惩的形式特征均与软法存在较大差异，只有从规范和限制权力为切入口才能更好理解从严治党形势下的党内法规。〔8〕“愿望道德”的提法则倾向强调高境界的“期望”，易于遮蔽党内法规注重执行的严明纪律性，未能抓住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强制性、制裁性面向。中国法治视域下，党内法规是党治国理政的制度抓手，具有国家性要素、执政性要素。这使得舶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