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体会文章】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质是“争夺人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新时代，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思考意识形态安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需要对意识形态安全作出更丰富和深入的认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意识形态研究所副所长唐爱军最近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对此作出深入思考。最近，长江日报求知采访了唐爱军教授。■意识形态安全比历史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求知：我们常说“意识形态安全”，到底什么是意识形态安全？唐爱军：意识形态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应当说，一方面，意识形态属于政治范畴，指“政治意义的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对抗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属于文化范畴，指“文化意义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性、非对抗性等特征。过去，人们普遍把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局限于阶级斗争、敌我舆论斗争、政权安全等方面。实际上，意识形态安全领域，还涉及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网络舆论等方面，是一种“大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边界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而不断拓展的。新时代，研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必须有广阔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等领域，而要关注到文化、国际传播、思想价值观念等领域的问题，注意到互联网、新媒体等新型安全领域问题。求知：为什么说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比过去更丰富，也更复杂了？唐爱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既是对国家安全总体形势的判断，也是对意识形态安全具体形势的判断。一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外延不断扩大。意识形态安全是名副其实的“大安全”，一些安全类型，比如网络舆论安全，正深刻改变着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二是意识形态安全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意识形态安全总体增容。从时间维度看，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当下都有可能被呈现，一些非意识形态问题都可能演变为影响当下的意识形态问题。从空间维度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既要管控有形空间，也要对无形空间进行管控和治理。对于意识形态空间治理而言，“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三是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增多。从外部风险看，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发展遭遇到的国际挤压越来越大，面临的国际竞争、矛盾越来越多。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错综复杂。发展进程中的这些风险挑战也许并不都属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挑战，但是它们基本上都会通过意识形态较量或斗争表现出来，有些甚至会直接转为意识形态安全事件。从内部风险看，比如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各方面的需求更多，要求更高，选择更多，思想观念差异性更大，因而诱发社会激烈争论、价值观分化冲突、舆情事件的风险点增多增密。■“认同”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因素求知：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是什么？唐爱军：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威胁对象从传统的军事、政治等“主权性威胁”，拓展到了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生存性威胁”；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武力、政治权力等，拓展到了文化、精神、制度、社会等方面。世界普遍出现“文化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危机”、“信仰认同危机”等现象，越来越表明“认同危机”已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安全威胁往往是从认同缺失开始的，诸多安全问题爆发往往是与认同危机相关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被多数民众普遍接受、认同，那么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处在危险之中，进而危及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度、认同度越高，则主流意识形态就越安...
